尽管当时市场的质疑声不少，但仍然是翘首以盼，希望看到实实在在的案例。但事实却是，自去年信用债市场出现违约以来，除了个别债券日后将本息偿还，至今并没有哪一个违约的债券最终通过重组方案得到解决。

　　5月9日，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刊文明确表示，“对那些确实无法救的企业，该关闭的就坚决关闭，该破产的要依法破产，不要动辄搞‘债转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组，那样成本太高，自欺欺人，早晚是个大包袱。”这被认为是“债转股”风向的大逆转。

　　6月15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债转股“要谨慎使用，要坚持市场原则、法治原则，不能容忍僵尸企业、过剩产能苟延残喘”。

　　此次东北特钢传言将通过债转股来解决，最终能否得到债权人认可还悬而未决。

　　彭兴韵对本报记者表示，可以推测，未来解决方案可能是从更高的中央层面来解决。“无非是通过家长式的协调，如果真的让地方政府面临大量的信用危机，估计更高层面会进行干预和协调。”

　　“这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设有地方政府的破产机制。但是，这对中国信用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前述国有银行金融市场部负责人也对本报记者称。

　　“这次东北特钢系列债务违约，也给中国债券市场发展提了个醒，要在保证健全的信用机制的前提下，推动中国债券市场更加健康的、持续稳健的发展，而不以单纯的改变银行贷款和债券市场直接融资之间的关系，作为短期的直接目标和任务来完成。”彭兴韵指出。

　　地方国企风险大

　　东北特钢的标杆意义体现在：这是一家地方大型国有企业，在过去数十年的债市发展中，投资者都坚信，像这样的企业肯定面临着更强的刚性兑付且不会打破。而现在大家发现，当违约发生，真正处理起来难的，恰恰是地方国企。

　　彭兴韵告诉记者，“当国有企业一旦出现违约，债权人所面临的风险比一般民企还要高。”这种风险体现在，民营企业由于产权关系相对明确，企业的经理人员也是所有者，如果完全失去了信用，将来要通过市场化融资，将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民营企业反而更在乎自己的声誉。

　　“一旦地方政府参与进来，地方企业的贷款或者公开的债务出现违约，成本由金融机构来承担，也就是可以把成本往政府转嫁，但是借款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却是地方政府来享受，这是收益和成本的不对等。”彭兴韵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在一些债权人看来，东北特钢过分之处在于，信息披露做得不够，企业有逃废债之嫌。“之前出的几单违约，都是先‘闷在锅里’，然后直接发公告提示，如果东北特钢能够找到合理的途径比如破产清算的方式，公开自己的财务信息，反而能够得到市场的理解。”

　　彭兴韵对记者表示：“我对地方国企的偿债能力真的有所担忧，就此而言，地方国企的债务风险可能比一般的企业债务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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