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煤炭大省甚至存在“越亏损越超采”的怪现象，一些企业负责人反映，不论开采与否，矿井的维护成本都是“刚性”的，为了“摊薄”这些成本，维持现金流，一些企业就尽可能多开采。越是大企业、现代化水平高的企业，超采情况越严重，有的煤矿实际产能比设计产能多出好几倍。

　　这种反常超采，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煤炭市场下行压力，还导致资源浪费。

　　从记者调研了解到的情况看，“僵尸企业”之所以不愿退出，主要是还没被逼到绝境，产品还有一定市场空间，资金链还没有断裂，有的国有企业甚至还能从银行获 得贷款，有的企业欠薪欠税欠材料费，僵而不死。此外，银行债务风险、就业压力、财政税收等因素，都制约着“僵尸企业”的退出，无论是企业本身，还是地方政 府、银行，都想再扛一段时间，“不愿意自己先死”。

　　受访人士普遍认为，只有果断处置“僵尸企业”，才能让产能过剩行业正常发展，但在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应着力化解“市场失灵”类过剩矛盾，把握好时机节点，避免行政过度干预、“出力不讨好”。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相关负责人认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但当前我国一些行业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单靠市场已经无力化解，因此要分析哪些行业过剩是市场形成的，哪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是非市场因素形成的，对“市场失灵”类过剩，政府要出台措施着力化解。

　　以“托底+改革”有效释放风险

　　受访专家认为，产能过剩问题在发达国家已有处置先例，我国需结合自身实际，探索中国特色的去产能路径，妥善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首先，完善“托底”政策，引导“僵尸企业”有效退出。记者调研发现，不同类型“僵尸企业”退出时的风险点各有不同，国有企业集中在职工下岗失业带来的社会 风险，而民营企业更多是资金链断裂带来的金融风险。针对这些风险特点，各级政府需提前制定好“托底”预案。“比如在债务清算方面，政府要通过法律程序优先 确保30万元以下的债权人利益，将企业退出带来的社会风险要尽量降低。”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副会长宋继军说。

　　其次，健全配套政策，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化解产能过剩的文件由于缺乏操作细则，在地方落实效果欠佳。例如国家虽然鼓励企业兼并 重组，但在审批、税收、土地转让等方面都缺乏明确政策，给基层操作带来很大困难。“兼并重组是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途径，可审批时间长、交易成本高，我们感 觉企业没什么积极性。”浙江省经信部门一位干部说。一些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希望在税收、土地、资金等方面出台“含金量”高的政策。

　　再次，抓住“窗口期”推进改革，从源头上破解产能过剩症结。从调研情况看，当前产能过剩矛盾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国企负责人反映，国有企业因其 体质机制原因，效益普遍不如民营企业，当前经济下行、企业困难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窗口期”，希望政府能够加速国企改革，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产能过剩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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