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总经理王琦表示，现在年轻一代工人觉得工厂工作苦、不体面，更愿意去第三产业。以外高桥2万多名员工的来源地为例，以前以江浙一带为主，而现在多来自广西、贵州等相对偏远地区。京东方科技集团副总裁张宇说：“计划经济时期的八级工、九级工很受崇拜。现在人们崇尚当白领，一线技工地位难比当年。如何培养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愿意投身制造业的技能型人才，需要加倍重视。” 

　　 

　　同时，工人流动性、不稳定性增强也使企业的培训成本大大提高。目前我国外出务工人员的组织形式以长辈带领同村同乡人组成的“打工游击队”最为常见，工人们依靠亲友提供的信息频繁跳槽，很少真正在一个领域里长期学习技能。 

　　 

　　“1个技术人才，没有10年是沉淀不出来的。”福建纺织企业凤竹集团董事长陈澄清说，由于工人的流动性增强，对员工的培训投入也被迫减少了70%以上。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也认为，部分农民工跨地区跨企业流动，劳动力队伍不稳定导致企业不愿意培训工人，长期下去将形成恶性循环。 

　　 

　　即便企业投入进行员工培养和管理，也往往流于表面，难见成效。“没有严格培训，做10个产品也许是合格的，但做到100个的时候，一定有2、3个是坏的。”刘绍云说，自己在日本工厂学习60天都在练习规范的焊接、拧螺丝、压线头等基本工作，而国内不少企业直接“默认”工人能够规范操作，对员工的培训只停留在“简单说两句”的水平。 

　　 

　　“广大的一线工人是我们生产力的根本，如果这些人的培训没做好，再好的管理层、专业技术也没有用武之地。”刘绍元认为，缺乏成熟的产业工人队伍，短期内可能影响不太明显，但长期积累将导致行业水平和产品品质的低下。有业内人士更是不讳直言：“靠目前这样的农民工队伍，怎么能实现制造强国？” 

　　 

　　“该压的必须压，该关的必须关”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制造业复杂因素交织、矛盾态势并存的局面将是一个长期考验，需要培育政府定力、企业耐力和社会承受力共同构建起运转良好的转型平台。 

　　 

　　在采访中，多位企业家反复强调称，当前市场压力主要集聚在过于饱和的中低端需求上，相关产能该压的必须压，该关的必须关，应当交由市场和企业自主决定。 

　　 

　　“以我们工程机械为例，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估计部分需求还会往下走，那些低端靠拼成本、拼价格的，日子肯定难过，我认为，对于那些该死的产能，不要心疼，更不要出手救，现在应该说，可以适当的再紧缩一把，让他死掉，千万不能陷入将死未死、该死不死的停滞局面中，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吹沙漉金，保持可持续的竞争力。”江苏徐工集团副总经理李锁云说。 

　　 

　　与此同时，需从制度环境建设入手，重点扶持培养企业的转型耐力。工信部副部长苏波说，当前我国制造业的产能已经很大，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有些产品的产量已经达到全球生产能力的50%、60%以上，所以新一轮的调整发展过程中产能的扩张不是主要目的，主要是创新、创新再创新，缩短在高端领域与国际的差距，这就需要在制度环境上下工夫。 

　　 

　　格力电器总经理望靖东说，好的企业不依赖政府给钱、给优惠政策，更多是要求一碗水端平，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记者的走访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税收公平公正成为企业诉求最为集中的两大领域所在。 

　　 

　　此外，很多企业提出，应注重培育全社会的转型承受力应对制造业升级转型“阵痛”冲击。在广东、浙江、福建等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地区采访时，多家大型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今年是2012年以来“招工最容易的一年”。 

　　 

　　据了解，目前部分工厂关停后产生的富余劳动力一部分仍在沿海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找到新工作，一部分则转移回中西部老家就业，但不论是停留在东部城市还是回转家乡，都对当地就业市场和社会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广东等地正在继续加大社会保障政策落实力度，企业负担压力也随之增加，以一家万人大厂为例，部分企业员工工资性支出增长都在数千万元以上，如何帮助企业化解冲击需要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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