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领域有一种交易被某些人称为“乔姆斯基交易”，是以语言学家和社会评论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命名的。乔姆斯基曾经指出，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值得投资，那就看看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为研究提供资金的联邦组织如今投资什么，然后你在30年里跟随投资就行。

在上世纪50年代，重大技术突破是晶体管，于是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迎来了微电子革命。上世纪60年代的重大突破是数字处理，这让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有了个人计算机。上世纪70年代的突破是本世纪头十年开始应用的生物科技。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机器学习和大数据，这将在2010年代及其以后年代改变许多工作。

尽管政客们表示不太了解，但美国政府和美国纳税人、而非私人部门是基础科学研究的关键投资者。私人基金会只为美国研发提供了6%的资金。美国联邦政府提供了55%的资金。

正如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所揭示的，iPhone内部的大部分部件是美国国防部开发的。让因特网互联互通的TCP/IP协议是Darpa开发的。触摸屏是为美国空军(US Air Force)制造的。一半APP赖以运行的GPS是海军的项目。此外，大约40%的基础生物医学研究——推动生物科技发展和研制让老年人保持健康的药物都需要这类基础研究——并非来自企业，而是来自NIH资助的大学实验室。考虑到以上这些事实，你就会明白公共科技研究经费有多重要。

这就是让美国保持领先优势的原因所在。然而，特朗普(Trump)政府似乎决心要破坏这种优势。它不仅表示，要将大规模削减NIH以及其他资金提供机构的经费作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预算建议的一部分，而且现在还要瞄准使研究成为可能的支持性基础设施。

在一个必须培训和留住人才、遵守合理监管、避免利益冲突以及确保资金支出透明化的领域里，从事基本研究需要支持性的基础设施。研究机构建造并维持可以开展研究的实体空间，并提供相应资源。这些由主办机构提供的东西通常被称为“间接成本”。

例如，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等私人机构里，政府拨款里将会有62.5%覆盖此类间接成本，但考虑到政府限制政策和成本共享，在布朗大学这个实际比例大约为33%-38%。也就是说，每支出3美元就有逾1美元用于支持研究。鉴于联邦政府自身让我们承担的做研究成本，这是合理的。公共机构的间接成本比例通常会更低，这一定程度是因为它们受到政府的支持。

现在谈谈特朗普政府。政府里有人注意到，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等私人机构的间接成本比例只有10%。那么纳税人为何应该支付10%以上的间接成本？

但这里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正是因为政府支付了此类成本，私人基金机构才能支付更少成本，这激励了基金会投资于基础研究。如果基金会不得不支付实际的研究支持成本，他们就做不到了。如果你将联邦间接成本削减至10%，基金会将不会一下子填补缺口。基础研究将会被削弱。

尽管真正削减NIH等联邦资金提供机构的经费需要国会批准，但特朗普政府可以单方面削减大学补贴的间接成本比例，看起来他们肯定会这么干。这有可能中断那种让美国保持领先优势的十年一度的研究周期。由于国会山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领域，这正是那种能够不受质疑而通过的政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通过这项提案，可能的赢家将是中国。中国人将会很乐意取代美国的科技优势，但这样做很艰难。那么，在目光短浅精打细算的壮举中将这种优势拱手送人，究竟是种什么样的才能呢？当然不会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才能。

如果美国政客真的关心自己国家的未来，他们将会增加、而非减少“乔姆斯基交易”的投资。如果他们想要将全球科技领先地位拱手让给中国，他们可以继续沿着他们所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中国•成都五金机电指数”:http://www.wjz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