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学的白人、东亚和南亚男生一直被认为擅长数学和科学，包括计算机科学。在家长和老师的鼓励下，他们都选择了这个方向。然而，在开始学习这些课程后，即使他们经常出错，这些错误也会被视为学习的机会，而不会被视为缺乏天赋的证据。被灌输了这些信息增强了他们对未来职业生涯的信心和先入之见，使得至少一些人——就我所指导的学生来看——担心，要是选择了法律或政治等不同于期许的道路，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其实不是那块料。

这些男性受到正面的文化先入之见的影响。那些真正擅长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男性在这些领域做得风生水起；而那些事实上没有这方面天赋的男性，其表现也好于没受过这种正面影响时的情况 ——这表明，一个正面鼓励的环境，通常会使人勤奋，并产生良好的结果。

对于期许的力量，我自己是有亲身经历的。在我教授生涯的早期，我发现，由于我的一个同事认为我很聪明，我在他面前就表现得更聪明些。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很优秀，他积极地为女性做指导，发现她们身上常常被他人忽视的才智。当然，有很多工作环境都不是那么鼓励女性。关于国家安全的讨论仍然由男性主导，他们往往依然认为，女性在智力方面不能与男性匹敌。 在这些团体中，女性要想表现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要困难得多——因为你的发言得到的反应可以想见不是冷漠就是鄙视。

根据社会学家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精心的统计，在进行数学考试之前，被提醒其亚裔身份的亚裔女生比其他女生考得更好。同样的考试，同一批作为研究对象的女生，如果事前被提醒其女性的身份，表现就差一些——女性往往被先入为主地认为缺乏数学天赋。

前不久，谷歌(Google)首席执行官桑德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作出解雇詹姆斯•达莫尔(James Damore)的决定。我们应该站在上述背景下来评价这一事件。达莫尔起草了一份内部备忘录。据称，他在备忘录中列出了一些男女之间在生物学方面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他们希望从事的工作、以及工作表现造成的影响。作为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对公司和股东承担的义务是，营造一个能让员工能够尽其所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环境。

所以，现在想象一下，和达莫尔共事或者当他下属的女性会面临怎样的情况。如果他认为，正如他所述，女性平均而言比男性更“神经质”——他给“神经质”下的定义是更容易焦虑和更低的压力承受力——他怎么可能将家里有孩子的一位女性晋升到一个需要经常出差、并面对客户的职位呢？ 得不到晋升的她会猜测，他要么认为自己不是真的想要这样的工作，要么认为自己在这个职位上的表现会不如他人。一位个性外向、符合达莫尔引为科学的另一条先入之见的女性，如何说服他相信，她不仅仅只会合作，也能够竞争？

可悲的是，尽管我相信皮查伊出于正确的理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是解雇达莫尔是一个遗憾的事件，并可能在很多方面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在硅谷任职的许多女性都清楚地知道，她们周围的男性都和达莫尔持有相同的观点。解雇达莫尔不仅不会压制这些观点，反而会促使他们更加坚信，解雇之举正是达莫尔所反对的左翼偏见作怪的结果。如果说我们从席卷欧洲和美国的右翼政治反弹中得到了什么信息的话，那就是，约束人们言论的社会规范，无法改变人们的思想。

能够真诚地进行对话多好：人们应该能够在一个自己真正愿意改变想法的环境中，说出自己的想法。培训可以通过向人们——所有人，不论右翼还是左翼—— 展示我们所抱有的偏见以及根据这些偏见采取的行动，来创造这种环境。顺便说一句，对左翼人士来说，情况同样如此（许多左翼人士对右翼人士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

达莫尔反问“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么多[身居高位]的男性”，特别是当这些职位“通常需要长时间在高压环境下工作时——如果你想过一种家庭与工作两头兼顾、且丰富多彩的生活，做这些工作可能就不值当”，他这一点是说到点儿上了。他认为，我们通常以“地位”来评判男性，这就导致男性可能即使不喜欢高级职位也会竭力争取。我曾经在各种场合主张，身居高位的女性需要男性的支持，就像身居高位的男性需要女性给予支持一样。因此，让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人数增加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改变社会评价男性的标准，正如我们改变了社会评价女性的标准一样。令人遗憾的是，达莫尔无法在谷歌领导这场对话。

谷歌应该将多元化和平等作为首要原则予以坚持，让所有员工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这一点既是公司经营上的优先事项，也是其道德使命。然而，多元化和平等的主要价值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挑战多种不同类型的正统观念，即使冒犯别人也在所不惜。 这两点可能同时都正确。

“中国•成都五金机电指数”:http://www.wjz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