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萨•梅(Theresa May)生平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她信仰英国国教、属于中产阶层或她的性别。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她在成为首相之前，从未担任过英国的反对党领袖或财政大臣。

梅的大多数前任，在成为首相之前都担任过这两个职位中的至少一个。这种经历让一位政客熟悉政府承担的一整套任务：高远的地缘政治、福利制度的技术难题、以及医疗和教育领域的生产者利益。她的“血统”是在内政部(Home Office)任职6年——即便在2007年刑事司法职责被剥离之前，该部都是一个职责较窄的部门——并在保守党是反对党期间当过一段学徒。她此前从未担负过跟企业打交道的职责。

在事关生死的犯罪、恐怖主义和间谍问题上，近几十年没有哪位首相听起来比梅更权威。在其他主题上，没有哪位首相表现得比梅更紧张。她对政府中的很多事务都很陌生。她了解这一点。我们也越来越了解这一点。

周一，梅不再坚持她两个月来的第二项大主张。这两项主张都跟钱有关，而非内政大臣负责的那种关系生死的事务。她先是宣布提高国民保险(NI)税，随后因遭到批评而在4月撤销该决定，这可以算是一个新手常犯的错误，可以原谅。

最新的让步更糟糕。上周，她对社会护理的资金来源危机拿出了一个有缺陷、但颇具建设性的答案。老人们将用自己过世后的遗产为自己的护理买单。他们的贡献上限将被取消，但他们可以给子女留下10万英镑。用政坛流行的混合隐喻来说，下限将取代上限。

这个主张把垂垂暮年变成一场高赌注的豪赌：突然去世，你的遗产将不受影响；患上痴呆，你给子女留下的遗产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少——但这让选民面对一个原则：什么事都是要有人买单的；这个方案还挑战了保守党对于财产继承的痴迷。梅将其列为她的竞选宣言的中心内容。她作为一个坚强领导人的自我形象有赖于她对这一大胆、富有争议的主张的忠诚度。

在几天的公众不安之后，上限又回来了。如果梅当初不了解老年人对于自己资产基础的依附感，那她就太不接地气了。如果她本来就了解这一点，然后（令人敬佩地）决定对他们坚持原则，那么她的决心实在经不起考验。在公开场合为她的提议辩护的同事、反对该提议的游说利益集团，以及从欧洲大陆关注英国事态的欧盟谈判人员，将得出同一个结论：这位首相是强大稳固的——直到你对她进行考验。

在政界，改变想法永远是“180度大转弯”，但这种形象假设了某种优雅的转身姿势。就像汽车平稳掉头。本届政府则是用否认和怪罪别人来转身。梅周一表示：“什么都没改变。”就像在美国坦克轰隆隆开进巴格达时，伊拉克信息部长仍在信心满满地声称巴格达没有失守那样。一会儿是恐慌。一会儿是力量和稳定貌似大象般的沉重。

这些现在都不重要，因为这场大选的结果是没有悬念的。她在民调中的领先优势已“滑坡”至10多个百分点；再说，如果社会护理搞得一团糟，那么最终的问题是不现实的公众，而不是她。真正的担心在于在这届政府领导下的未来。它还会再错判和准备不足几次，还会在哪些问题上出错？退欧的复杂任务将从6月开始。这种压力将让此次竞选像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工作的广度将让梅脱离她的舒适区，面对种种主题。

尽管有大量深刻的文章点评这位上任不太久的首相——“哪一个是真正的特里萨•梅”，但问题不再是本届政府主张什么，而是它是否合格。或者说鉴于下一阶段的工作量，它是否足够合格。与上周相比，“梅主义”(Mayism)的哲学内容及其理应发生的与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划清界限，似乎已经是不那么紧迫的讨论。

多数首相会在有生之年看到他们的最大优势被重新解读为最大缺点。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坚定信念变成了唐突。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领袖魅力变成了擅长说谎。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不教条变成了玩游戏般的、战术性的肤浅。梅的沉默寡言将变成自我怀疑。眼下，我们把她简要、预先准备好的声明归因于明智的战略性计策，或者是惹人喜爱的低调英伦气质（暗示着一些深藏不露的潜质）。到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这归因于简单的缺乏信心，就好像她比我们更早知道她作为首相的真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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