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疲弱的消费需求严重制约了发达国家的复苏进度，其家庭资产负债表遭受严重损害，居民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既往的负债型消费模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留下的需求缺口很难补上，全球经济都呈现出总需求不足的状态。受外需萎缩、贸易壁垒、通货膨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出口产业受阻，激化了外需产业的产能过剩矛盾。

　　但产能过剩并非此次危机独有。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长期顽疾，历史上，我国曾出现过两次产能过剩：一是1996~1999年，出现产品积压，工业企业开工严重不足。据统计，1996年末全国28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4成处于闲置状态。据国家统计局1998年对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普查，多数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仅有10%。二是2005年至今，新一轮产能过剩问题凸现。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5年底有11个行业产能过剩，其中钢铁、电解铝、汽车等行业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等行业也潜藏着产能过剩问题。

　　从深层次看，我国的产能过剩既存在市场性“过剩”，也存在体制性过剩。除了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产能过剩外，我国工业产能的过快扩张还与投资体制转型、地方政府存在投资冲动、资金和资源价格扭曲等体制性矛盾有关。

  　此次产能过剩比以往更严重。产能利用率是考察产能过剩的重要指标。根据美国经验，当工业产能利用率超过95%以上时，代表设备使用率接近全部；当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下且持续下降时，表示设备闲置增多，产能过剩出现；工业产能利用率在81%及以上时，为正常的产能过剩，低于81%时，为较严重的产能过剩。

　　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相比，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从局部行业、产品的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水泥等重工业行业产能过剩都是比较严重的。2012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为57.8%，这要远远低于1978年以来中国的产能利用率达到72%~74%的平均水平。

　　笔者认为，治理产能过剩，除了通过企业破产、并购和重组等压缩生产能力，提高行业准入门槛等常规方式外，还应该从源头上入手进行顶层设计，按照“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改革推动”的原则，建立产能过剩的长效解决机制。

        首先，推进深层次改革，加快启动内需。产能过剩背后是“生产过剩”，根本是分配不均造成的，巨大的投资需求没能与最终消费形成良性循环，因此，还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刺激国内消费等调整生产能力和扩大需求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内需，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和购买能力。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扭转最终消费率低的现象，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调整投资结构，引导投资向为扩大居民消费方向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其次，加快产业资本“走出去”化解过剩产能。毫无疑问，当前中国调整制造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整体升级势在必行。未来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中过程中，将按照国际分工价值链引起产业布局的重新分布优化。中国要实现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扩张和高位渗透”的目标：其一，对于纺织、鞋帽等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可以通过“走出去”在其他国家生产、当地销售或出口产品，可以绕过相关国家的贸易壁垒；其二，加快汽车业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输出，加快占领新兴市场迫在眉睫。目前，中国汽车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一方面自2011年以来，中国汽车业正在进入增速回落期，而汽车业产能却进入爆发式增长时期，预计2015年中国汽车产能将达到3250万辆，也就是三年后，汽车年销量要增长一倍。因此，加快汽车业“走出去”，占领非洲、亚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意义重大；第三，在产能过剩的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可以通过发展“技术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集聚地的反向技术外溢，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国内相关行业的结构升级。

　　最后，减少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干预和控制。1994年财政分权改革以后，我国地方政府出现明显的“公司化”趋势。地方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承担企业经营管理角色的趋势，且各级政府与所辖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结构性产能过剩，也导致了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大幅降低，这是导致产能扩张的体制性原因。因此，抑制中国式产能过剩必将减少政府对GDP的直接控制和干预，进一步简政放权，不能让“看得见的手”变成“闲不住的手”。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